2020年11月，因为脑卒中住院治疗，暂时回家中休息的赵树好老师，和妻子发生了一场“拉锯战”。妻子反复劝说赵老师再次住院治疗，赵老师却惦念着自己即将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坚持要先完成项目。妻子看着胳膊和腿还不能正常活动，也不能清晰讲话的赵老师，又着急又心疼，忍不住撂下一句重话：“是项目重要，还是你的命重要？！”赵老师拍着桌子，费力地说：“项目重要！不去！”

　　病中手不释卷   课题时刻牵念

　　让赵老师放不下的课题，就是2014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：《晚清教案赔款研究》。

　　从2014年申报成功，到2018年退休，再到2019年形成《晚清教案赔款研究》初稿，这五年间，赵树好老师的研究卓有成效，出版了1本专著，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。一向严谨认真的赵老师，也逐渐发现，研究越是深入，困难就越大，例如大量外文资料需要翻译和查证、赔款涉及到的各国币值需要换算与核对。

　　完成初稿后，2019年冬天，他申请延期结项，准备去外地查询相关资料，请知名学者帮忙审读文稿、多提意见，计划用半年的时间来完善书稿，准备打造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力作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向身体健康的他突发脑卒中，所幸抢救及时，经过治疗脱离了危险期，亟待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，原本的科研计划被迫中断了。

　　从聊城到济南，不论在哪家医院，赵老师必然随身携带两件“法宝”：书、笔记本电脑。他被医生和护士评价为“最佳病号”，因为从来不叫苦怕疼，总是积极配合治疗。和其他病人不同，赵老师一有时间就看书。哪怕是在做完康复治疗，在妻子去打饭的间隙里，他也会就着病床旁边的床头柜，用左手打开电脑里的资料，或是翻看自己的书。在他看来，与书为伴就是幸福，读书就是休息。

　　赵老师的学生孙永昌毕业后在淄博当中学教师，专程赶到医院去看望恩师，看到老师拖着病弱之躯还在坚持学术研究，又感动又难过，伏在病床边抱着老师失声痛哭。

　　在医院辗转治疗了一年，面临结项的最后期限，赵老师非常珍惜自己的课题，坚决不肯再去医院治疗。这期间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领导一直关切赵老师的身体健康，到赵老师家中探望过，也找到了准备接替他完成项目的青年教师。但是考虑到其他老师不了解项目进展，加之时间紧迫，赵老师还是决定自己来完成。

　　罗衍军教授全程参与整理、校对和修改，妻子侯芬娥帮助整理结项所需材料，人文社会科学处周浩集负责与项目办沟通协调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赵树好老师克服了各种困难，坚持在家工作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在课题到期之前提交了结项申请。

　　做人以中国情怀 治学用世界眼光

　　“作者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，对教案赔款的缘起，赔款数量的变化，赔款类型的异同，以及赔款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得出了可信的结论，对于认清列强通过教会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，给中国政府和官商士民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。……尤其是附录部分，作者梳理了近代中国教案赔款的具体状况，资料详尽，价值不菲。总体而言，该成果，用功颇勤，观点鲜明、资料丰富，达到课题结项的要求。”

　　这是负责课题结项评审的历史学专家在同意项目结项时写下的。

　　这个课题的成功结项，是赵树好致力晚清教案研究30多年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之前，他已经出版了《教案与晚清社会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、《晚清教案与社会变迁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）、《晚清教案交涉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）等一系列专著以及近60篇学术论文。

　　一脉相承，却又不断深耕，他在这项教案赔款研究上，抽丝剥茧，梳理了340多起教案，研究涉及到的清政府赔款总额全部折算成白银超过6000多万两，时间跨度从1841年到1910年，研究时间长达70年，研究地域涵盖整个中国大地。这是在国内，也可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，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晚清教案赔款的全貌。

　　“老赵研究晚清教案，研究了大半生，有人会问，这一个小问题值得研究那么久吗？他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，涉及到了大量外文资料，真真正正是世界眼光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上，融汇了外交史、财政史、世界史，以历史学为基础，吸纳了社会学、宗教学……他是一个清醒理性、又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学者，他一直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中国情怀、世界眼光！”这是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心力教授对老同事的中肯评价。

　　对于赵老师来说，教案是一个观察、研究、展现清末真实社会面目的切入口。他既在研究中展现了清末一些中国民众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毒害，制造和传播谣言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，也展现了外国传教士通过宗教来实现侵略意图的事实，更是在后期的研究中加入了国外相关史料，客观证实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通过教案赔款压迫、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真相。

　　遍求天下名师 广搜海内外史料

　　1986年，在山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导师胡滨教授、王守中教授把赵树好领入了教案研究领域。1992年，赵树好拜访并结识了山东大学教授、著名的义和团研究专家路遥，多年来不断向他请教晚清教案与义和团研究的相关问题，得到了热情的指导。他在《教案与晚清社会》一书的序言中，敬重地称呼路遥先生为“我的函授导师”。1995年，他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程歗教授，1999年跟随程教授做访问学者。2003年，为了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，已经具有正教授职称的赵树好，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，拜入中国近现代史、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著名学者郑师渠教授的门下。

　　赵老师自己设计的书橱

　　从客厅和餐厅都能开门拿书

　　遍访名师，是源于赵树好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不满足，总想着突破自我的局限。在研究中遇到困难，赵老师还会以各种方式，虚心向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讨教。他的“函授老师”和文友，还包括南开大学的陈振江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守常教授、北京大学的林华国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梓明教授、山东师范大学的安作璋教授，以及台湾著名教案史专家吕实强、戴晋新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左藤公彦教授、日本学者八木哲郎等数十位学者。阅读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，与他们在学术会议上面对面交流，在电话和书信中探讨，学者之间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学术火花，赵树好都珍之重之、集腋成裘，不断滋养和拓展自己的学术天地。

　　一边提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水平，一边加强对清末教案的资料搜集和整理。赵树好立志要把教案研究涉及到的所有省份、所有国家都研究到，每一件史料都要查证、查实，要有十足的把握。因为年代久远，很多史实模糊不清，为了找到更多的史料互相参照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他写了一封诚恳的“求援信”，寄给素昧平生的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教授，请求张教授寄给自己大陆学术界缺少的研究资料。张教授读完这封恳切的来信，被赵老师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打动，也慷慨寄来台湾学者编撰的《教务教案档》，之后又陆续寄来近200册史学书籍。这些图书资料，都成为赵老师的“珍宝”，是他在后续研究中时常翻阅查询的工具书。

　　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”这份对教案研究的“痴心”，也感染着赵老师身边的人。他遇到同事、学生，聊天的内容都是论文、课题，他外出开会，带给同事和学生的礼物，也都是重要的历史学工具书、或者是史学资料的光盘和复印件。只要是研究有需要，他自己多年来从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南京、台北等地搜集的重要资料，都会无私提供给同事和学生参考。

　　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记者问赵老师，随着课题圆满结项，是否研究也会告一段落？赵老师摇摇头，说出他对目前已完成的书稿的看法“不满意，要改！”改到自己满意，才会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　　如今，赵老师的身体状况大大好转，除了锻炼康复，他还是按照生病之前的工作时间表，每天都坚持看书、改文章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如今的他右手带着复健设备，用左手翻书点击键盘。

　　岁月如经，治学如纬，赵树好矢志不渝，像他的偶像袁隆平说的那样：做研究，乐在苦中。